导读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工业和生活的废水排放量也日益增加。2000年中国的废水排放量为415亿立方米，2019年已增至555亿立方米。但目前中国的污水排放机制仍有待完善，污水处理技术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污水排放损害也必将进一步增加。近些年中国政府愈加重视生态环境保护，水污染损害问题也因此受到较大关注。本文在GPI账户下测算了中国水污染的损害成本，弥补了GDP在核算环境污染成本方面的不足。
一、水污染的损害
中国的水资源人均拥有量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见图1），且存在着地理分布极不均匀的特点。因此，中国是一个较为严重的缺水国（余周等，2019）。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工业和生活的废水排放量也日益增加。2000年中国废水排放量为415亿立方米，2019年增至555亿立方米，相比2000年增加了33.8%。但中国的废水排放机制仍不完善，大量未处理的污水被排入河流甚至被排入地下水中。这导致江河及地下水体的净化等功能大幅降低，减少中国可利用水资源的总量，并且给人体健康、工农业以及生态环境带来严重的损害。
图1 全球以及各国人均拥有淡水量
数据来源：余周等，2019。
水污染对人体健康的损害。水体污染的污染物质主要为重金属、有机物和一些致病菌等。其中，重金属会造成重金属中毒，损害到人体的肝、肾等重要器官；有机物会导致人体腹泻或引发恶性肿瘤；自病菌会引起甲型肝炎、痢疾、肠胃炎等(Keiser, 2020；吴晓红，2017)。
水污染对工、农业的损害。如果受污染水质被用在工业生产过程中，会造成机械设备的腐蚀，影响设备的正常使用，也会使机械设备的使用寿命缩短。如果受污染水质被应用在农业生产中，会造成农作物产量和质量降低，严重的还会改变土壤结构，使农作物抗病、耐热、耐寒能力降低，影响其正常生长，最终造成农业产量下降(Parris, 2011)。
水污染对生态环境的损害。如果江河湖泊承载的生活和工业排放的废水已经超过了其自身的净化能力，那么就会造成永久的水体污染。同时，由于废水中含有大量的氮、磷等元素，会造成水体中藻类的飞速生长，导致水体溶氧量下降，生物大量死亡，严重破坏了水体的生态平衡(蔺宇，2018)。
二、水污染成本的测算方法
实物量核算法
实物量核算是在国民经济核算框架基础上，运用实物单位建立不同层次的实物量账户，描述与经济活动对应的各类污染物的产生量、去除量（处理量）、排放量等（United Nations，1968；王金南等，2006；於方等，2009）。水污染实物量核算内容包括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城市生活和农村生活的废水排放量、排放达标量、排放未达标量以及污染物产生量、去除量和排放量（冯喆等，2015）。其中，水污染物主要包括化学需氧量（Chemical Oxygen Demand, 简称COD）、 氨氮、 总氮、总磷等4 类。水污染实物核算表如下：
表1 水污染实物量核算表
其中，i 表示水污染物的种类，主要包括上述4类污染物。污染物i 的产生量等于污染物i 去除量加上污染物i的排放量；废水排放量等于废水达标排放量加上废水未达标排放量。
价值量核算法
价值量核算是在实物量核算的基础上，估算各种环境污染造成的环境退化价值或者治理环境污染的成本（王金南等，2006）。水污染价值量核算法主要核算水污染的治理成本和水污染造成的环境退化成本，两者又分别构成水污染核算的两种方法，即水污染治理成本法和水污染损失法。
水污染治理成本法。在环境经济核算体系(The System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 Accounting, 简称SEEA)下，水污染治理成本法是一种基于成本的估价方法，它从“防护”的角度计算为避免环境污染所支付的成本(United Nations, 1993, 2000, 2003; 高敏雪，2000)。它的测算思路也十分简单，即如果所有污染物都得到治理，则水污染所带来的损害就不会发生，所以已经造成损害的经济价值可以用污染物治理所需的成本来代替。由于治理成本的测算口径存在差异，水污染治理成本又可分为实际水污染治理成本和虚拟水污染治理成本。
实际水污染治理成本是指目前已经发生的水污染治理成本，包括水污染治理过程中的固定资产折旧和各类运行费用。其核算公式为被处理的水污染物实物量与污染物的单位治理成本的乘积，即
其中，RCW表示水污染的实际治理成本；Qi 表示第i 种污染物的去除量；RPCi 表示第i种污染物的单位治理成本。
虚拟水污染治理成本是指排放到环境中的水污染物按现行的治理技术和水平达到最佳治理效果所需要的支出。计算方法与实际污染治理成本的计算方法相同，该方法为实物量核算得到的水污染物排放量乘以单位污染物的虚拟治理成本，即
其中，VCW表示水污染的虚拟治理成本；Qi 表示第i种污染物的排放量；VPCi 示假定第i种污染物被全部处理的单位治理成本。
水污染损失法。在环境经济综合核算体系(SEEA)下，水污染损失法是一种基于污染损害的环境价值评估方法(United Nations, 1993, 2000, 2003; 高敏雪，2000)。这种方法借助一定的技术手段和污染损失调查，测算环境污染所带来的损害，包括对人体健康、农作物产量、渔业、养殖业和工业的损害(Chang et al., 2001; Attiea & Sameer, 2017; 王金南等，2006)。其中，人体健康损害包括医疗成本、病假成本、非正常死亡成本和饮用水处理成本；农作物损害包括粮食产量减少成本、粮食质量下降成本、蔬菜产量减少成本和蔬菜质量下降成本。与水污染治理成本法相比，水污染损失法体现了污染的危害性，因此也更具合理性。该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LSW表示水污染的损害成本；DH表示水污染对人体健康的损害成本；DP表示水污染对农作物产量的损害成本；DF表示水污染对渔业的损害成本；DA表示水污染对养殖业的损害成本；DI表示水污染对工业的损害成本。mc、sl、pd和tdw分别表示健康损害中所包含的医疗成本、病假成本、非正常死亡成本和受污染的饮用水处理成本；lgc、lgq、lvc和lvq分别表示农作物损害中包含的粮食产量减少成本、粮食质量下降成本、蔬菜产量减少成本和蔬菜质量下降成本。
三、GPI账户下水污染成本的测算
在GPI账户下，水污染成本往往使用水污染治理成本来代替。例如，汉密尔顿(Hamilton, 1999)在测算澳大利亚GPI时，用提高水质的控制费用作为水污染成本；林淳一郎(Hayashi, 2015)在测算日本的GPI时，选用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畜牧业）产生的生化需氧量(BOD)和化学需氧量(COD)两者数量中的较大值乘以单位去除成本来估算水污染成本。根据水污染相关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采用水污染物的虚拟治理成本代替水污染成本，该公式表述如下：
其中，Ct 表示第t年的水污染治理成本。等式右侧的第一项表示第t年水污染物的单位治理成本。caccumulate_t 表示第t年工业废水治理投资折旧后的累积额度；coperate_t 表示第t年废水治理设施的运行费用；Qdisposal_t 表示为第t年的工业废水处理量；等式右侧的第二项Qdischarge_t 表示第t年废水的排放总量。
结果显示（见表2），2018年中国水污染成本为3738.68亿元，人均水污染成本为273.25元。从地区层面来看，由于地区间的发展阶段差异，各个地区面临的水污染问题也有所差异。具体来说，城市化水平较高、经济发达的地区，人均水污染成本较高，如浙江、江苏、上海和北京的人均水污染成本分别为526.16元、523.14元、509.69元和451.16元。它们在2018年各地区人均水污染成本的排名中（按成本由高到低进行排名）位于前列，属于水污染较为严重的地区。城市化水平较低、经济欠发达的地区，人均水污染成本较低，如甘肃、河南、青海和贵州的人均水污染成本分别为134.05元、114.62元、114.26元和83.14元。因为这些地区工业化水平低，水污染问题并未给这些地区的居民健康和生态环境带来严峻的挑战。此外，尽管天津属于城市化水平较高、经济发达的地区，由于当地政府近些年采取严格的水污染防治措施（如2016年天津市环保局出台并实施《天津市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重拳防治水污染），2018年天津人均水污染成本处于较低水平，为38.40元。
表2 2018年全国及各地区水污染成本与人均水污染成本的测算结果
图2 2018年各地区人均水污染成本排名
四、结语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推进，环境污染特别是水污染问题也愈发严重，给居民的生命健康、工农业带来严重的损害，阻碍了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本文在GPI账户下利用虚拟水污染治理成本法对全国及各地区的水污染成本进行了测算，一方面弥补了GDP在核算环境污染成本方面的不足，另一方面也为中央和地区政府制定更为全面的水污染治理防治措施提供了依据。为了减少水污染的危害，本文建议采取如下措施：第一，加强对发达地区水污染的防治工作，包括增加排放污水的费用和严惩企业违法排污。另一方面，鼓励企业技术创新和管理模式创新，降低物料消耗和单位产品的污染物排放量。第二，增加城市的防治水污染投资，如增加下水道和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投资，使其与整个城市建设和工业生产的发展相适应。第三，中央政府要对人均水污染成本较低的欠发达地区的企业进行财政补贴，以鼓励其向低排放、低污染的集约型发展模式转变。
文 | 薛村
参考文献
[1] Attiea, M and Sameer A. (2017), Costs Estimation of Water Pollution in Agriculture, Fishery, Livestock and Bi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Society, Vol. 18 S3, 425-436.
[2] Hamilton，C．（1999）．The 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 methodological developments and results from Australia．Ecological economics（1），13-28．
[3] Hayashi，T．C．（2015）．Measuring urban-rural disparity with the 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 A case study in Japan．Ecological economics（120），260-271．
[4] Keiser, D., C.L. Kling and D.J. Phaneuf (2020),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Integrated Assessment Models and the Social Cost of Water Pollution Workshop. Land economics,96(4): p. iii-iv.
[5] Parris, K. (2011), Impact of Agriculture on Water Pollution in OECD Countries: Recent Trends and Future Prospec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water resources development, 27(1): p. 33-52.
[6] United Nations (1968), A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Studies in Methods, Series F, No.2, Rev.3.
[7] United Nations (1993), Integrated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Accounting, UN publish.
[8] United Nations(2000), Integrated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Accounting：An Operational Manual. UN publisher. New York:2000.
[9] United Nations (2003), Integrated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Accounting 2003: final draft. New York.
[10] Yongguan, C., H.M. Seip and H. Vennemo (2001), The environmental cost of water pollution in Chongqing, China.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1. 6(3): p. 313-333.
[11] 冯喆，高江波，马国霞，高阳，潘韬. 区域尺度环境污染实物量核算体系设计与应用[J]. 资源科学, 2015. 37(09): 1700-1708。
[12] 高敏雪. 环境统计与环境经济核算[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
[13] 李锦秀，廖文根，陈敏建，王浩. 中国水污染经济损失估算[J].中国水利，2003(21): 63-66。
[14] 蔺宇. 浅谈我国水污染的现状及危害[J]. 低碳世界，2018(10)：9-10。
[15] 王金南，曹东，於方. 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6. 16(06)：11-17。
[16] 吴晓红. 我国水污染现状及治理措施[J].环境与发展. 2017(03)：80-81。
[17] 余周，胡志伟，吴佳，余芷若，黄子蒙. 中国水污染现状、危害及处理措施研究[J]. 环境与发展，2019(06)：6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