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语
GPI账户对于居民消费的核算以现有GDP中的居民消费为基础，引入心理收入的概念对其进行修正和完善。本文详细阐述了GPI账户中居民消费指标的内涵和测度。通过对比分析GDP口径下的人均居民消费和GPI账户中的人均居民消费，我们发现：第一，GDP口径下的人均居民消费省份排名和GPI账户中的排名不尽一致，如果以GDP中的居民消费来表征消费福利，会存在不同程度的高估或低估；第二，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GPI账户中的人均消费增速开始反超GDP口径下的人均消费增速，指向经济结构变化对福利的增进，但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随着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提升，GPI账户下的消费增速有再次滞后的迹象。
消费被广泛视为衡量经济福利的关键指标。费雪( Fisher，1906)认为，经济活动所产生的经济福利并不等同于实物本身的消费，而是等于人类意识流中最终的主观服务（心理收入，Psychic Income），这种心理收入通常作为消费或其他方面的副产品而存在。也就是说，经济福利包括物质产品以及为生产和维持人造资本（human-made capital）存量而进行的任何活动所带来的心理收入（Lawn，2013）。居民消费（personal consumption expenditures）是真实进步指标（GPI）的起点与基础（Daly和Cobb，1989），它为费雪所描述的人造产品（human-made goods）服务或者心理收入提供了一个近似估计（Lawn，2013）。相比GDP直接核算居民的消费支出，GPI基于心理收入的概念所作的修正能够更真实地反映消费带来的福利。本文是介绍GPI子指标系列文章的第一篇，我们将深入介绍居民消费指标的内涵、测算及相关应用。
一、GPI账户中居民消费指标的介绍
学术界认为，居民消费支出是衡量消费福利的一种可行方法。在GPI账户下，这一消费支出的测算是以GDP口径下的居民消费为基础展开的。目前，GDP中的居民消费统计数据存在以下两种，即住户调查中的居民消费与支出法GDP中的居民消费。前者包括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娱乐用品及服务和其他商品和服务8大类；后者包含12种类别，范围比前者要大，两者的统计口径也存在一定的差别。为了简单起见，本文以前者8大类为例来说明GDP中居民消费指标的不足。
第一，GDP中的居民消费没有将非福利增进部分扣除，这部分消费主要是恢复和维持消费主体的劳动生产力，例如居民的医疗保健消费、部分食品以及烟酒消费就有类似的特征。劳恩（Lawn，2003）在引入防御性消费支出（defensive and regrettable expenditures）概念的基础上很好地解决了这一缺陷，他认为这部分消费支出具有防御和恢复性质，是形成劳动生产力和各种形式资本所必需的，而不是用来增加福利。因此，防御性消费支出应该从GDP的居民消费中扣除。按照防御性消费支出的特征，可以将其归为如下几类：医疗保健成本（costs of medical care）、食品与能源浪费成本（costs of food and energy waste）和福利中性商品成本（costs of welfare neutral goods）。
首先，医疗保健成本主要指家庭成员为了保持身体健康而发生的消费支出，如生病医药费、保健用品消费和滋补保健品消费，其作为享有福利的成本应予以扣除。具体的扣除比例可参见安德拉德和加西亚（Andrade和Garcia，2015）对于巴西1970-2010年的GPI的测算研究。其次，食品和能源消费中因为浪费而没有给消费者带来效用的部分应予以扣除，例如居民消费的“垃圾食品”、在家或者餐馆就餐所浪费的食品，这方面的详细研究参见贝里克和加迪斯（Berik和Gaddis，2011）；食品消费中还有一部分是为了满足身体营养和健康的需求，并不是为了获得效用，这部分也应被扣除（Lawn和Clarke，2006）。此外，电力和燃料等消费中被浪费的部分也被扣除。最后，福利中性商品（welfare neutral goods）主要指的是烟草和酒精饮料等，它在一定程度上对个人效用产生负向作用，所以要在居民消费中进行一定比例的扣除调整。
第二，GDP中的居民消费没有区分部分消费的投资属性，这类消费会在未来产生持续的收益流或效用流，例如耐用品消费、教育支出和住房维修支出等。劳恩（Lawn，2003，2006）认为部分具有投资属性的消费是对人造资本存量的补充，它并不构成费雪（Fisher，1906）所界定的当前收入。如果把GDP中的这部分消费归为投资，那么其应该按照投资品特征进行价值核算。GPI2.0账户通过把具有投资属性的居民消费定义为家庭投资成本（costs of household investment）很好地解决了该问题。家庭投资成本包括耐用品支出成本（costs of consumer durables）、家居维修保养及改善支出成本（costs of household repairs and maintenance & home improvement）、高等和职业教育支出成本（costs of higher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首先，高等和职业教育支出归属于家庭投资的原因在于教育本身就是用于积累人力资本的投资行为。当居民增加教育投资时，这些投资就可以产生未来的生产力。其次，波斯纳和康斯坦斯（Posner和Costanza，2011）认为耐用品消费会产生未来的效用流，通常这些耐用品效用会在家庭资本服务价值中衡量，是家庭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应该被直接扣除。例如家用电器和文娱耐用品等都具有长期使用的特征，并且消费者可以从每次的使用中获得效用。最后，家居维修保养及改善支出的性质与耐用品消费类似，这里不再赘述。
第三，GDP中的居民消费也没有考虑到收入不平等给居民福利带来的负面影响。消费通常是收入的函数，所以收入不平等能够通过消费间接影响居民福利水平，但GDP中的居民消费并没有将收入不平等的因素剔除。在GPI账户下，测度收入不平等成本通常有3种方法，分别为基尼系数调整法（Lawn和Clarke，2006）、阿特金森（Atkinson）指数调整法（Jackson等，2008；Xianling Longa和Xi Ji，2019）、收入边际效用调整法（Talberth和Weisdorf，2017）。关于这三种方法的优劣，本文此处不作详细论述，仅仅作为一个引子，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关注下一期的精彩文章。
综上所述，GPI账户下的居民消费通过引入心理收入的概念对GDP中的居民消费进行修正和完善，能够全面地反映居民的消费福利，具体可以表示为：
其中，HBEi表示第i个居民的消费支出；DEFRi表示第i个居民的防御性消费支出；HIi表示第i个居民的家庭投资成本；INQ表示不平等调整系数。
二、GPI账户中居民消费指标的应用
人均居民消费（GDP）VS 人均居民消费（GPI）
以上式为基础，本文计算了2018年各地区人均居民消费（GPI）（见表1）。由表可知，上海、北京、江苏、天津、浙江等排名靠前的10个地区，其人均居民消费（GDP）与人均居民消费（GPI）的排名保持一致，这表明人均居民消费（GDP）水平排名靠前的地区，其人均居民消费（GPI）的排名也靠前。这是由于消费水平较高地区的医疗保险、养老金和住房保障等社会保障体系相对完善，贫富差距较小，居民文化程度较高。当剔除防御性消费、投资性消费和收入不平等成本之后，人均居民消费（GPI）排名下降的地区有9个，分别为内蒙古、宁夏、湖南、山西、陕西、青海、贵州、广西和云南，这些地区的居民消费福利水平名义上被高估；人均居民消费（GPI）排名上升的地区有7个，分别为重庆、海南、黑龙江、河南、江西、河北和吉林，表明这些地区的居民消费福利水平名义上被低估。此外，青海的居民消费福利被高估得最为严重，其人均居民消费（GPI）的排名为第24名，相比人均居民消费（GDP）的排名下降了3个名次；吉林的居民消费福利水平则被低估得最为严重，其人均居民消费（GPI）的排名为第25名，相比人均居民消费（GDP）的排名上升了3个名次。
表1 2018年各地区人均居民消费（GDP）与人均居民消费（GPI）的排名
数据来源：人均居民消费（GDP）与人均居民消费（GPI）的数据分别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和《1979-2018年中国真实进步指标测算报告》；下同。
人均居民消费增速（GDP）VS 人均居民消费增速（GPI）
图1 1980-2018年人均居民消费（GDP）与人均居民消费（GPI）的增速变化
图1显示了1980-2018年人均居民消费（GDP）与人均居民消费（GPI）的增速变化。我们可以分两个阶段来比较两者增速的趋势变化。首先，第一阶段为改革开放初期至2008年金融危机，该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人均居民消费（GDP）的增速快于人均居民消费（GPI）的增速。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在该阶段面对的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生产之间的矛盾，并且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落后的社会生产这一客观现实（高培勇，2019）。相应地，该阶段政府所关心的是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并不关注居民的消费质量。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人均消费（GPI）增速开始反超人均消费（GDP）增速，指向经济结构变化对福利的增进，但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随着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提升（2015年收入不平等成本增速高达17%，而2013年其增速为-4%），人均消费增速（GPI）有再次滞后的迹象。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详细介绍了GPI账户中居民消费指标的内涵及其应用。我们认为，单纯比较各地区人均居民消费（GDP）的排名并不能准确地反映各地区居民的真实消费福利情况，所以本文对比了2018年各地区人均居民消费（GDP）和人均居民消费（GPI）的排名。研究发现：第一，人均居民消费（GDP）排名靠前地区（如上海、北京和江苏等），其消费水平能很好地反映该地区居民的消费福利；第二，重庆、海南、黑龙江等地区的居民消费福利水平被低估，其中吉林被低估得最为严重；第三，内蒙古、宁夏、湖南、山西、陕西等9个地区的居民消费福利水平被高估，其中青海被高估得最为严重；第四，中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十分不平衡，发达与欠发达地区的消费福利水平差距较大。此外，本文还比较了人均居民消费（GDP）与人均居民消费（GPI）的增速变化，研究发现：改革开放初至2008年金融危机，人均居民消费（GDP）的增速快于人均居民消费（GPI）的增速；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居民逐渐开始关注消费质量，后者增速快于前者，但由于收入不平等成本增速的回升，2014年后前者增速开始落后。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要认真贯彻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完善初次和二次收入分配制度，降低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差距；第二，进一步建立并完善广西、云南和甘肃等落后地区的医疗、住房等社会保障制度，改善当地居民的福利水平；第三，要深化户籍制度、土地制度改革，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城镇化格局，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缩小地区间的福利水平差距。
参考文献：
[1] Andrade, D.C., Garcia, J.R., 2015. Estimating the 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 (GPI) for Brazil from 1970 to 2010. Ecol. Econ. 118, 49–56.
[2] Berik, G., Gaddis, E. (2011). The Utah 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 (GPI), 1990-2017:A Report to the people of Utah. www.utahpop.org/gpi,html
[3] Bagstad, K. J., & Shammin, M. R. (2012). Can the 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 better inform sustainable regional progress?—A case study for Northeast Ohio. Ecological Indicators, 18, 330-341.
[4] Cobb, J., Daly, H., 1989. For the Common Good, Redirecting the Economy toward Community, the Environment and a Sustainable Future.
[5] Eisner, Robert. (1994). ‘The Index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Welfare: Comment’,in Clifford W. Cobb and John B. Cobb (eds.), The Green National Product: a Proposed Index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Welfare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Lanham), pp. 97-110.
[6] Fisher, I., 1906. Nature of Capital and Income. A.M. Kelly, New York
[7] Lawn, P., 2003.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to support the Index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Welfare (ISEW), 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 (GPI), and other related indexes. Ecol.Econ. 44 (1), 105–118.
[8] Lawn, P.(2013).Economic transition in Australia: time to move towards a steady-state economy. Globalisation,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the Environment: Forging a Path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dward Elgar, UK, 129-173.
[9] Lawn, P.,& Clarke, M. (2006).Measuring genuine progress: an application of the 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 Nova Science.
[10] Posner, S.M., Costanza, R., 2011. A summary of ISEW and GPI studies at multiple scales and new estimates for Baltimore City, Baltimore County, and the State of Maryland.Ecol. Econ. 70 (11), 1972–1980.
[11] Talberth, J., Weisdorf, M., 2017. 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 2.0: pilot accounts for the US, Maryland, and City of Baltimore 2012–2014. Ecol. Econ. 142,1-11.
[12] X.Long and Xi Ji.(2019).Economic Growth Quality,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and Social Welfare in China-Provincial Assessment Based on 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 (GPI) (with). Ecological Economics, 159: 157-176.
[13] 准确理解中国的收人、消费和投资[J]. 许宪春. 中国社会科学. 2013年第2期。
[14] 我国住户调查与国民经济核算统计指标之间的协调[J]. 财贸经济. 2014 (01):5-13。
[15] 深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规律性认识[N].高培勇.人民日报，2019-8-20（08）。
文 | 薛村 滕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