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上一篇推文中，我们着重探讨了家喻户晓的GDP在测度可持续经济福利方面的不足，如果说GDP是国家经济状况的晴雨表，那么就该有另一个更加全面的指标来弥补这一不足。我们该如何更好的测度福利水平和经济发展质量呢？除了收入水平之外，可持续的经济福利还应纳入哪些内容？理论依据是什么？又如何将这些内容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本篇推文将着重介绍一个有助于理解上述问题的全新指标体系——真实进步指标（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GPI）。GPI在核算消费的基础上，强调一国或地区的市场和非市场商品和服务的最终消费；强调消费带来的当期福利；考虑人类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产生的收益和成本；使用同行评审的方法，并基于一致的评估规则和最佳可得数据对所有子指标进行可调整的货币化，因而能较为完整的体现经济活动带来的可持续的福利水平。衡量标准往往决定了我们的观点和行为，或许GPI能够充当我们观察世界的一块新透镜。
01．GPI的产生
学界在探讨GDP在测算经济福利方面存在不足的同时，也着手改进GDP以搭建更为合理的福利核算体系。诺德豪斯和托宾(1973)通过调整国民生产总值(GNP)，将家庭非市场生产和休闲的货币价值作为其经济福利指数（MEW）的一部分，以排除折旧和对福利没有贡献的项目，后续版本还根据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进行了相应的调整。20世纪70年代末，世界银行开始在《世界发展报告》（WDR）中公布各种福利和幸福指标，并逐步发展为《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WDID），涉及收入和消费、贫困和不平等、教育、卫生和环境等多个维度的测算。Morris(1978, 1979)将文化程度、婴儿死亡率和预期寿命等非货币指标结合在物质生活质量指数（PQLI）中，用来分析穷人是否从经济增长中受益。之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1990)创建了人类发展指数(HDI)，并基于Sen(1985)关于存在和行为的有价值成果(“功能”)的概念框架对人类发展进行了定义，目前已经迭代成不平等调整后的人类发展指数，并有维度贫困和性别不平等指数作为补充。
上世纪末，Daly和Cobb(1989)注意到经济福利指数（MEW）没有直接关注环境破坏成本、自然资源消耗以及收入分配等因素对福利的影响，于是在MEW和Zolotas（1981）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了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ISEW)这一新的指标，用于综合测度可持续发展和经济福利两个方面的内容。ISEW从个人消费出发，增加非防御性消费和资产构成，扣除防御性消费、环境损害费用和自然资产折旧等。之后，Cobb等人在ISEW的基础上发展了一个更加规范的指标体系，即真实进步指数（GPI）。可以说，GPI是经济福利指数的补充和完善，而学术界对于GPI框架的完善工作一直在进行。与此同时，联合国大学全球环境变化国际人类维度计划（UNU-IHDP）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2012）在兼收并蓄多种国民核算指标的基础上，提出了包含生产、人力（健康）和自然资本存量的包容性财富指数（IWI），作为衡量全球可持续发展速度、质量的新指标。IWI与GPI的主要区别表现在，前者把深藏在GDP背后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直接作为调整变量，突出强调了技术进步和制度安排对经济发展的价值。
繁华的曼哈顿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被污染的圭亚那海滩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目前，国内从事中国可持续发展和福利指标研究和测算工作的主要有，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中国平衡发展指数研究课题组（中国平衡发展指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张宇燕团队（包容性财富指数，IWI），北京大经济学院季曦团队（中国真实进步指数，GPI）和北京师范大学创新发展研究院中国真实进步微观进步调查项目组（中国真实进步指数，GPI）等。其中，中国真实进步微观进步调查项目组主要用微观调查数据来测算中国及各地区的GPI，目前已经出版《中国真实进步指标测算报告》。
02．GPI测算的理论依据与设计思路
GPI的创建是为了改进GDP在测算可持续经济福利方面的不足，但创立之初由于缺乏理论支撑而备受批评，直至Lawn引入了Fisher的收入和资本理论来诠释GPI测算的理论依据（Lawn,2003）。关于收入的相关理论，Hicks将收入定义为一个人或一个国家一段时间内，在持续性的前提下可以生产和消费的最大数量，即当前的生产和消费量未来依旧能实现。GDP并不能衡量这种收入，因为GDP一方面无法反映未来的生产和消费能力，另一方面也将用于维持收入水平的防御性消费计入了当期的GDP。Hicks对收入的定义意味着，国家或个人需要保持一定的资本存量以维持相同数量的生产和消费，这就需要考虑人造资本与自然资本是否可以替代，以及如何替代的问题，此外Hicks的收入理论也忽略了影响福利的其他重要问题，例如非市场活动的价值，社会和环境的成本等。
相比于Hicks的定义，Fisher的收入和资本理论与GPI的设计思路更加契合。Fisher的理论有两方面含义，对于收入而言，福利不是由某一年生产的商品组成的，而是由所有人造商品的最终消费者享受的服务组成的。这些服务包含了反映福利的其他因素，例如产品质量和收入分配等，Fisher将这种服务称为“心理收入”。因为经济过程还有许多令人厌烦的活动，心理收入的概念可以扩展出 “心理支出”，例如噪音污染的成本、通勤成本以及犯罪和家庭破裂的成本。“心理收入”的总和减去“心理支出”的总和，就可以得到“心理净收入”。对于资本而言，Fisher将资本定义为人们拥有的物品以及可以直接或间接满足人们需求的能力，也就是说，资本包括了所有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
这种将收入和资本分开考虑的观点，强调了维持资本应该算作一种成本，而不能算作福利。这就意味着，国家或个人不得不在当前消费中节约一部分，以维持人造资本和自然资本去生产新的产品。为了维持人造资本的不变或增加，就不可避免的需要开发自然资本，所以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自然资源的损耗需要被算作成本。
基于以上理论和定义，GPI的设计主要分为三大账户：经济，社会与环境，并通过指标货币化，实现可加减与相互比较。三大账户分别遵循以下表1所示基本原则：
表1：GPI账户的设置原则
从具体指标及其相互关系看，GPI以个人消费为起点，在调整收入不平等的基础上，加上了家务劳动、志愿服务等带来社会福利的价值，再减去犯罪、家庭破裂等社会损失，以及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消耗等，最终得到人们真实享受的经济福利。可用公式简单表示如下：
GPI=基于收入分配系数调整后的个人消费+非市场活动价值-社会损失-环境自然资源损失。
03．GPI的指标设置——以GPI2.0为例
GPI2.0与GPI遵循一样的原则，改进之处在于GPI2.0覆盖的数据更为广泛，可以更为精准的刻画消费支出带来的福利，此外GPI2.0也更加注重指标的规范性。本节以GPI2.0为例介绍指标设置。
总体而言，GPI2.0指标体系包含3个主要组成部分：以市场为基础的商品和服务、要素资本提供的服务和因不利的条件、趋势以及外部性遭受的损失。第一部分主要计算来自当期消费的损益，第二部分计算来自既有资本的收益，第三部分计算来自社会和环境账户的损失。GDP2.0具体账户分类、指标内容、指标含义和正负关系如下表所示：
表2：GPI2.0指标设置
04．GPI的不足之处
尽管GPI相对于GDP而言已经在测度经济福利上有了进步，但它仍旧存在以下不足：
一是指标选择缺乏统一客观的标准。GPI测算框架是基于Fisher的相关理论展开的，但是具体的指标选择尚未形成统一标准，存在较大的主观空间。在实际应用中，不同国家或地区通常会基于数据可得性等因素，构建一套符合本国或本地区的GPI测算指标体系，从而影响了GPI的一致性。
二是测算方法需要完善。具体的算法对GPI的结果至关重要，但是目前方法的改进仍旧需要进一步讨论（Lawn,2003）。首先，一些指标的具体内涵和覆盖范围难以统一，比如志愿服务的价值，有些国家限于成年人，有些国家则包括青少年；其次，对于非市场活动和自然资源进行估价比较困难，例如有学者认为用成本替代法高估了不可再生资源的成本。
三是数据准确性有待提高。缺乏数据是应用GPI所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特别是一些超出统计范围的数据，比如家务劳动、噪声污染等。
四是在普适性上需要加强。对经济福利的理解和需求，受到经济、文化、习俗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不同的国家或群体，对指标的理解与选择会有较大不同。比如，在发达国家保护自然环境，增加闲暇是必要的，而在发展中国家，保持经济增速、提高社会保障力度才是重点。因此GPI既要保持其一致性，也要能够适应和反映这些不同的需求。
五是不能体现商品贸易带来的污染转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产业全球转移及服务和商品的跨国、跨地区流通已成为普遍现象。目前GPI只能反映研究对象本身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情况，不能反映这种跨界活动带来的影响。
六是理论基础有待进一步完善。GPI虽然基于已有的经济学理论而发展，但其理论基础仍然薄弱，比如对于某些指标的选择和测算方法，其理论依据还不够明确。
结语
为了克服GDP在福利测度方面的不足，诸多学者做了大量的尝试并提出各类改进指标，这些指标各有侧重、各有所长，向我们展示学界对于福利的不同理解。我们认为GPI在现有指标体系中最为全面，涵盖经济、社会与环境三大方面，能够较为深入的挖掘经济福利的内涵，并体现出发展的可持续性，对学界和政策制定也更有吸引力。随着对经济发展认识的不断深入，GPI有望作为GDP的有力补充走入公众的日常生活之中。
参考文献：
[1] Xianling Long,Xi Ji. Economic Growth Quality,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and Social Welfare in China - Provincial Assessment Based on 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 (GPI)[J]. Ecological Economics,2019,159.
[2] John Talberth,Michael Weisdorf. 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 2.0: Pilot Accounts for the US, Maryland, and City of Baltimore 2012–2014[J]. Ecological Economics,2017,142.
[3] Claudio O. Delang. Development beyond growth: Singapore's genuine progress, 1968-2014[J]. Int. J. of Green Economics,2016,10(1).
[4] Kenneth J. Bagstad,Günseli Berik,Erica J. Brown Gaddis. Methodological developments in US state-level 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s: Toward GPI 2.0[J]. Ecological Indicators,2014,45.
[5] Philip A. Lawn.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to support the Index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Welfare (ISEW), 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 (GPI), and other related indexes[J]. Ecological Economics,2003,44(1).
[6] 李刚,柳杰民,朱龙杰.GDP缺陷与GPI核算[J].统计研究,2001(12):31-35.
[7] 张宇燕,方建春.GDP与IWI：核算体系与人类福祉[J].经济学动态,2020(9)
[8] Beatriz E Castañeda. An index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welfare (ISEW) for Chile[J]. Ecological Economics,1999,28(2).
[9] Clive Hamilton. The 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 methodological developments and results from Australia[J]. Ecological Economics,1999,30(1).
[10] Daly Herman E.. Steady-State Economics: Concepts, Questions, Policies[J]. Gaia: oekologische Perspektiven fuer Wissenschaft und Gesellschaft,1992,1(6).
[11] Anielski M . The Alberta GPI Accounts: Agriculture[J]. Pembina Institute for Appropriate Development, 2001.
[12] 《中国真实进步指标测算报告（2018）》
[13]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14] 《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改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考核的通知》
文 | 杨沛瑾 滕超 薛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