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依旧是综合反应经济增长时最常用的指标之一。然而，很多人在看到GDP数据的时候总是不可避免地生出一些疏离感和疑问：年度GDP增长保八，就能代表这个国家一年来的发展程度吗？人均GDP增长达6.3%，就能代表国民这一年来生活水平提高的程度吗？
这种疑问是有道理的。因为GDP在设计之初就不是一个用来衡量社会或经济福利的指标。正如1934年，西蒙•库兹涅茨在首次向美国国会提交GDP报告时，所警告的那样：“一个国家的福利如何，几乎无法从国民收入的数量来判断(Kuznets, 1934)”。
GDP的缺陷
GDP的定义很多经济学科的学生都耳熟能详：国内生产总值，即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驻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境内生产的所有最终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这个定义中就暗含了GDP在衡量社会或经济福利时的两个天然的弱点：
①由于GDP只统计“市场价值”，从而一些能为人们带来福利但不进行市场交易的活动会被排除在GDP之外。也就是说，GDP所衡量的“产出”或“增长”，并不包含家务劳动，也不包含志愿服务。GDP并不会把父母每天为孩子准备可口的饭菜、在路边为陌生人提供帮助这些行为中付出的劳动所产生的价值纳入统计，所以，当加速的社会节奏让这些美好的事情渐渐消失时，GDP同样也不会把这些损失纳入对增长的衡量。
②GDP暗含了“花出去的每一笔钱都是经济增长”这一逻辑，而没有把提升和降低社会福利的行为区分开来。讲一个可能有点老套的笑话：有两个人每天开车上下班，车来车往，平安无事，在汽车维修方面也不用花钱；但是某天，两人撞车了，一个车头瘪，一个车尾坏，两人要修车，就要花钱，就要多消费。结果就是：事故发生了，反而GDP上去了。
Kubiszewskiet al. (2013) 提出了一个更加尖锐地批评：原油泄漏，这种显然对社会福利有严重负面影响的事件却会导致GDP的增长，因为事后的清理和恢复带来的大量成本会被计为国家和地区期间的产值。从直观上来说，我们每个人也很难将在油污中挣扎的海鸟和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但不幸的是，GDP确实就是这样计算的。
图1 对社会福利有严重负面影响的事件反而会导致GDP的增长
所以，正如1967年美国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对GDP进行的批评中所说：“在GDP中，大气污染、香烟广告、为救助交通事故负伤者而出动的救护车，都被作为经济效益计算进去了。但是，GDP不包括孩子们的健康状况、教育质量和游戏的快乐，也不包括诗歌的优美、公共辩论的智慧和公务员的廉正……总之，它测算一切，但是真正使生命有意义的东西却被排除在外。”
GPI 的应运而生
显然，我们需要一个能将经济，环境和社会要素纳入共同框架的指标，来衡量国家和地区真实的进步。多年来，经济学家们一直在积极研究更加科学的宏观经济核算体系。1995年，美国经济学家约翰•科布提出了新的核算体系——“真实进步指数（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Index，GPI）”。
GPI（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GPI）被称为“真实进步指数”或者“真实发展指数”，以货币为单位衡量了经济增长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由于GPI衡量的是“可持续经济福利（Sustainable Economic Well-being/Welfare）”，因此在指标设置上，比GDP包含了更多的影响因素。它纠正了GDP只重视经济增长，而忽略资源、环境和社会等方面的问题。
表1 GPI指标设置示例
GPI扩展了GDP的核算框架，设立了经济、环境和社会三个账户，并重新考虑GDP忽略的诸多方面，把非市场服务的价值计入，同时减去自然和社会资源等的消耗，因而能够更好地反映出现行经济模式是否可持续。
GDP和GPI的关系
那么，使用这一指标体系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衡量，会与GDP有显著的差异么？答案是：会。
图2 美国1950-2004年实际人均GDP与人均GPI比较（以2000年不变价格
计算，单位：美元）。来源：Talberth et al., (2006)
从上图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美国的人均GDP在1950-2000间一直在增长，而人均GPI却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直到世纪末都没有显著的改变。而Kubiszewski et al. (2013) 通过对17个国家的GDP与GPI的对比研究进一步发现，在人均GDP从3000美元增长到7000美元的过程中，人均GDP与人均GPI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2=98%）。而在人均GDP达到7000美元之后，人均GDP与人均GPI的关系由正相关转为负相关。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时，所带来的资源消耗过度，环境污染和社会福利损失同时反应在GPI水平上，与GDP的衡量大相径庭。
今天，立足于中央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新的发展理念，政府也需要转变政策重点，从生产与消费的最大化（关注GDP）转向人民福利水平的真实进步。这就需要我们更多关注环境保护、就业、社会公平、资源利用效率。此时，GPI作为一个涵盖了社会、经济和环境三个帐户的综合性指标，就可以成为综合分析经济发展、环境和社会成本的有效手段。它不仅可以检验地区可持续发展程度，也能为政府决策提供重要的依据。
参考文献
Kubiszewski, I., Costanza, R., Franco, C., Lawn, P., Talberth, J., Jackson, T., & Aylmer, C. (2013). Beyond GDP: Measuring and Achieving Global Genuine Progress. Ecological Economics, 93, 57-68.
Kuznets, S. (1934). National Income, 1929-1932.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Talberth, J., Cobb, C., & Slattery, N. (2007). The 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 2006: A Too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defining Progress, 30.1:13-28(16).
供稿 | 赵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