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关注】碳中和与GPI
发布时间:2021-03-12 浏览量:

两会热议碳中和

3月5日上午9时,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开幕会,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

在持续改善环境质量方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扎实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各项工作。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大力发展新能源,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积极有序发展核电。加快建设全国用能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完善能源消费双控制度。实施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专项政策,设立碳减排支持工具。

“十四五”规划草案提出:继续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加强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加快推进重要生态屏障建设,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森林覆盖率达到24.1%。持续改善环境质量,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和城市黑臭水体。落实2030年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别降低13.5%、18%。

另外,来自各行业的代表们针对碳达峰、碳中和纷纷建言献策,主要分为四个方面:1.电力部门深度脱碳。加速光伏与风电从辅助能源走向主力能源;鼓励火电企业向综合发电转型。2.非电部门加速绿化。助推电动车渗透率稳步提升;鼓励科技企业实现碳中和,加快绿色技术研发,推动绿色数据中心等低碳技术创新应用,建立一批高技术高能效“碳中和数据中心”。3.终端设备节能提效。提升低能耗功率半导体渗透率;家电产品实施“碳标识”。4.法律法规稳步跟进。将低碳减排加入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范围;从消费侧探索碳达峰、碳中和责任分摊机制;鼓励有条件有意愿的地区率先提出碳中和目标;强化自然保护地碳汇功能,逐步试点推行工作。


经济发展、碳排放和环境污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GDP年均增长率高达9.4%,其中大规模工业化进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过去中国工业的高增长带有明显的高投资、高能耗和高排放的特征,例如改革开放期间只占全国40.1%的工业GDP的取得却消耗了全国67.9%的能源, 排放出全国二氧化碳的83.1%(陈诗一,2009)。目前,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碳排放国,每年碳排放量为10357万吨(2017年),约占全世界碳排放的27.2%(2017年,见图1)。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涉及到能源安全和环境污染两方面问题,低碳经济和碳中和实现已成为国际经济发展的共识。

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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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017年世界碳排放量分布


碳中和行动节能以保障能源安全。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来源于对化石燃料的过度使用。能源的阶段性刚性需求说明只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能源消费将继续扩大,过去煤炭的资源和价格优势使中国保持了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林伯强&蒋竺均,2009)。煤炭属于不可再生能源,对于不可再生能源的大量使用会影响能源使用的代际公平,不利于可持续发展。此外,城市化进程中的能源安全问题也不容忽视。碳中和通过发展可再生能源,提高化石能源的高效利用技术,进一步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缓解能源安全问题。

碳中和行动减排以缓解环境污染。众所周知,二氧化碳会造成温室效应、海洋酸化、海洋碳失衡等一系列环境污染问题。2007年,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发布第四次评估报告《气候变化2007:自然科学基础》。报告显示, 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已从工业革命前的280ppm上升到2005年的379ppm。近百年来, 全球平均地表温升0.74℃, 全球海平面上升约0.17m, 过去50年升温率几乎是过去100年的2倍。预测未来100年全球地表平均增温1.8℃-4℃, 海平面平均上升0.18-0.59m。在未来20年中, 即使所有温室气体和气溶胶浓度稳定在2000年的水平, 每10年也将增温0.1℃。全球变暖将导致气候灾难更频繁、更猛烈(付允等,2008)。碳中和通过发展减排技术、建立自然保护区,利用自然碳汇功能等方式减少和吸收二氧化碳排放量,缓解亟待解决的气候问题。

“以人为本”是一切社会发展的基本理念,经济发展需要与能源制约、环境污染相协调才能实现人类福利的最大化。碳中和呼吁的低碳经济,其本质就是经济增长与碳排放量的脱钩发展。1991年,格罗斯曼(Grossman)和克鲁格(Krueger)提出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研究了环境质量与收入两者之间的关系。现有研究也表明,二氧化碳排放在一定条件下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我国及其东部和中部地区存在人均GDP与人均碳排放的倒U型关系, 西部地区存在人均GDP与人均碳排放的正U型关系(许广月&宋德勇,2010),同时,碳排放强度的降低可以使得碳排放拐点发生动态变化,当我国的碳强度年均降低3%和5%时,碳排放达到拐点处的时间分别为2025年和2023年,相比既定目标可分别提前5年和7年的时间。这为我国制定合理的低碳经济发展战略和科学预测碳达峰时间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通过调整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出口贸易结构和运输结构;提高碳减排技术水平,降低碳强度和提高碳生产率;建立完善的能源消费制度和碳交易市场化制度等一系列碳中和政策,可以统筹经济增长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关系,实现我国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的双赢,切实提高人民的福利水平。


碳中和与GPI

真实进步指标(GPI)作为衡量经济发展质量和可持续发展的GDP补充指标,其测算的子指标与与碳中和的实现息息相关。即利用自然资源中和二氧化碳排放以及能源的使用和环境的污染等过程分别对应GPI测算中自然资本服务价值,不可再生能源消耗的替代成本和温室气体污染成本的部分。

自然资本服务价值是指通过生态系统的结构、过程和功能直接或间接得到的生命支持产品和服务,其价值评估是生态环境保护、生态功能区划、环境经济核算和生态补偿决策的重要依据和基础。生态系统服务一般包括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支持服务和文化服务四种类型(Talberth&Weisdorf,2017)。利用自然资源进行碳中和即发挥了生态系统的调节服务功能。在GPI2.0中,自然资本服务价值仅为保护性区域的生态服务价值,“十四五”规划草案中“加强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加快推进重要生态屏障建设,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森林覆盖率达到24.1%。”等目标与保护性区域的生态价值相契合,我国目前的森林覆盖率仅有22.96%,新目标将会大大提高“十四五”时期我国自然资本的服务价值。由报告测算出的2016年全国及各地区自然资本服务价值结果如下:


表一 2016年全国及格地区自然资本服务价值

图2:2016年各地区人均自然资本服务价值排序


二氧化碳的排放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化石燃料的大量使用,化石燃料属于不可再生能源,其形成要经过长时间的积累且短期不可再生。在GPI测算中,当人类通过消耗资源来创造经济收益时,不应该仅仅计算创造的经济价值,还应该将不可再生能源存量的减少视为成本计算在内(Martinet,2012)。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的“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大力发展新能源,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积极有序发展核电。加快建设全国用能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完善能源消费双控制度。”一方面鼓励提高不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效率,另一方面积极发展新能源,配合碳排放权市场化制度的建立,将节能效率最大化,全力减少不可再生能源的消耗,降低这类能源消耗的替代成本,推动可持续发展。由报告测算出的2016年全国及各地区不可再生能源消耗成本结果如下:


表二 2016年全国及格地区不可再生能源消耗成本

图3:2016年各地区人均不可再生能源消耗成本排序


在碳中和的议题中,吸收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应对全球性的气候变化。衡量可持续发展经济福利时,环境污染造成的成本是影响居民预期寿命,幸福感和福利水平的主要因素之一。在GPI的测算中,温室气体排放的成本在总污染成本(水污染、空气污染、固废污染等)中占比很高,且由温室效应造成的一系列极端气候和生态失衡间接导致空气污染成本和水污染成本的上升,这三者之和占据总环境污染成本的95.1%。“十四五”规划中提及的“持续改善环境质量,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和城市黑臭水体。落实2030年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别降低13.5%、18%”等目标旨在通过碳中和行动减少环境污染,缓解气候变化带来的生态危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成本,切实提高人们的生活环境水平。由报告测算出的2016年全国及各地区温室气体成本结果如下:


表三 2016年全国及格地区温室气体排放成本

图4:2016年各地区人均温室气体排放成本排序


小结

在碳中和成为时代趋势的今天,继去年我国政府两次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后,两会再次热议碳中和问题,围绕政府工作报告和“十四五”规划草案提出的一系列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政策建议,无不彰显着我国实现碳中和的坚定决心。GPI的准确测度,为认识地区资源和环境问题提供数据支撑,为碳中和目标的制定和行动的落实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为长期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文 | 杨沛瑾


参考文献:

[1]Grossman, G. M. and Krueger, A. B., 1991,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a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3914.

[2]John Talberth,Michael Weisdorf. 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 2.0: Pilot Accounts for the US, Maryland, and City of Baltimore 2012–2014[J]. Ecological Economics,2017,142.

[3]Martinet Vincent. Economic Theor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What Can We Preserve for Future Generations?[M].Taylor and Francis:2012-05-23.

[4]许广月,宋德勇.中国碳排放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实证研究——基于省域面板数据[J].中国工业经济,2010(05):37-47.

[5]陈诗一.能源消耗、二氧化碳排放与中国工业的可持续发展[J].经济研究,2009,44(04):41-55.

[6]林伯强,蒋竺均.中国二氧化碳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预测及影响因素分析[J].管理世界,2009(04):27-36.

[7]韩玉军,陆旸.经济增长与环境的关系——基于对CO_2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实证研究[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03):5-11.

[8]付允,马永欢,刘怡君,牛文元.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03):14-19.

[9]谭丹,黄贤金.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的关联分析及比较[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03):5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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