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拓展了传统的资本概念，逐渐成为跨越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的研究热点。社会资本可以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来划分和定义。其中，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主要指个人的社会网络资本。个人社会资本嵌入在社会结构中，对于研究劳动力的流动、就业和收入具有特别意义。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乡户籍制度导致的劳动力市场分割问题的凸显，社会网络资本对农民工就业和收入的影响受到关注，并从理论和实证角度证明了社会网络对农民工就业和收入的重要作用。社会资本不仅促进了农民工的流动，加快农民从传统农业向城市就业转变，而且通过劳动力市场影响工资收入，或者影响自雇佣就业获取经营性收入。
弥补劳动力市场失灵
社会资本可以给求职者提供就业信息，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求职效率，以及增强信任和提高其他社会规范的价值。关于地位获得或收入与社会网络资本之间关系的探讨，可以追溯到1974年Granovetter的开创性研究。他对美国一个小镇282名技术专家和管理人员进行访谈后发现，使用所属群体之外的人际渠道可以找到更满意、收入更高的工作，由此提出了著名的弱关系假设。
随后的理论研究发现，虽然不完全信息和交易成本会导致劳动力市场的失灵，但社会网络有一定的弥补作用。比如，Montgomery的逆向选择模型显示，使用关系人的推荐和被推荐制度安排，可以给企业带来更高的收益，同时可以使被推荐的求职者获取较高工资。Delattre和Sabatier在新古典经济学比较静态框架下发现，社会网络的信息效应和生产率效应会推动劳动需求曲线右移，让使用社会网络找到工作的劳动者工资水平上升。
促进农民到城市就业
社会资本能保证就业信息的真实性，加快信息搜寻的速度，并具有信誉担保、隐形保险等功能，从而能提高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的概率。例如，如果个人能够获得在外工作亲戚或朋友的帮助，则更可能选择外出打工并获得工资较高的非农工作；家里有村干部的个人，更可能获得当地的非农工作。而且早期的外出打工农民工在迁入地形成的社会网络，能为后续打工者提供各种就业信息，帮助后续打工者向城市迁移而找到工资较高的非农工作。村庄层面外出打工率的增加，能提高村民个体外出打工的可能性。而村庄外出打工率，依赖于家庭与其他村民间社会互动的强度和类型。
Munshi甚至发现在乡城移民中，印度的种姓网络有助于提升其成员的人力资本，从而带动其成员摆脱低收入水平陷阱。这不仅体现在地缘网络上，也体现在血缘网络——宗族网络上，但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网络作用趋于弱化。
影响农民工工资水平
社会资本除促进农民工的城市就业外，还影响他们的工资水平。第一条影响途径作用于社会网络突破劳动力市场的制度障碍，如克服进入国有部门的制度障碍。第二条途径与促进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有关。家庭层面的社会网络能通过增强农民工的流动性，使得他们跨越更远的距离，到达离经济增长“核心”地区更近的劳动力市场，并在那里找到较高工资工作的几率更高。第三条途径与社会资本的异质性及其重新构建有关。首先，利用亲友关系找到的工作，才能够得到较高的工资，但其只显著提高女性和已婚民工的工资水平。其次，尽管农民工原始的社会资本对其增加城市收入没有显著影响，但基于社会资本转换的视角，新获得的异质性社会资本对收入有正的影响。再次，社会资本会通过社会网络层次对农民工工资水平产生影响。如基于Akerlof和Kranton“身份定位”理论框架的研究表明，北京市农民工高层次社会网络，除了帮助农民工找工作之外，还在就业后通过影响行为模式和生产率来提高工资水平。
此外，农民工进城后还可能经营小生意甚至创业，在这个过程中，社会资本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即使在正式制度健全的西方，社会资本对移民获得“自雇”地位也有重要作用，这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为Sanders和Nee所证明。在我国正式制度不健全的环境中，社会资本的作用更是不容忽视：执照或经营许可常常需要通过内部关系才能获得，拥有一定质量的社会网络也能帮助自雇职业者获得商品供给或信贷网络。社会关系是从普通农民工到包工头、从低级包工头到高级包工头地位获得的前提因素，个人工作经历、职业技能等人力资本因素只能通过关系资本才发生作用。
关于社会资本对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正逐渐受到学术界重视。可以预测的是，在城市化深入过程中，起初同质性较强的农民工社会网络可能逐渐分化，并通过扭曲的劳动力市场扩大收入差距。
我国的农民工在2010年就达到2.42亿，伴随着这个规模巨大群体的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乡—城移民进程。在此过程中，社会资本促进农民工获得非农工作机会，增加收入，同时随着城市化和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也将不断演化出各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