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据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季曦副教授在可持续发展与真实进步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现场报告进行整理，与读者分享。
嘉宾简介
季曦，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生态经济学学会理事。研究领域为生态经济学理论与模型、环境经济学、宏观经济的最优规模、真实福利水平、绿色GDP、生态文明与高质量发展、国际价值链参与。在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包括30余篇SSCI/SCI论文，其中20余篇发表在Q1刊物。
如果福利代表我们主观上的多维满足感，我们很多时候会发现福利和经济增长并不是正相关的。如果说用一个现象或者说用一个结论来表达的话，就是福利与增长可能出现了脱钩。季曦副教授的报告从实证证据、经济学原理以及政策落实三个部分讨论了福利与增长脱钩的问题。
一、福利与增长脱钩的实证证据
古有刘禹锡的“斯是陋室，惟吾德馨”，今天我们也常有类似的感受，物质的多寡并不代表主观感受的富贫。那么今天就利用这次机会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的经济学意义。
已经有不少实证研究表明，在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某些发展阶段，福利确实跟经济增长是脱钩的，因此，根据众多GPI相关的研究归纳出来的“阈值假说”是广泛被验证的，即，达到某个阈值之后，伴随GDP的增长，表达福利的GPI却出现了下降。只是在某些国家，“阈值假说”现象表现的非常强，有的国家表现得相对弱一些，当然也有少部分国家暂时还没有出现这一现象。
季曦团队的研究发现，中国各省市区也出现了阈值现象，但地区间呈现出明确的异质性：有些地区已经出现阈值现象，其他地区出现了“相对阈值”现象——福利增长的速度远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且两者之间的gap呈现进一步扩大趋势。此外，季曦团队最近的文章提供了统计意义上的论证，表明了我国福利和经济增长脱钩的明确事实。
二、福利与增长脱钩的经济学原理
季曦副教授从两个方面解释了福利和增长脱钩的基本原因：成本问题和替代问题。
（1）成本问题
参照万有引力定律，季曦副教授认为还存在一个“万有成本”定律——任何事物、任何进程，顺着时间的方向都是有成本的，即顺着时间方向一些有用的东西不可避免地被消耗掉了。她顺便指出，我们在理解一些经济现象时，需要有一些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任何秩序、结构、增长与发展都是以不可避免的熵增为代价的。“耗散结构”说明了开放经济体的有序性、结构性、增长性的保持是以负熵的持续输入和消耗为前提的。总而言之就是说经济的增长是有代价的。
经济的扩张存在着机会成本。经济的扩张必然会侵占一些东西，比如具有生态生产力的生态空间，或者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生态资源等。这些都是维持经济增长的成本。如果将经济系统视为包含在生态系统的社会系统的子系统，经济系统的扩张不但有生态成本，还有社会成本。在人口规模小、经济体量小、生态容量还很大的时候，经济增长的边际成本不足以引起关注，经济增长的边际收益远大于其边际成本，此时经济增长是“经济的”增长；然而，基于 “经济人”假设的两大规律——边际成本递增和边际效用递减似乎也适用于宏观经济，因此，也同样会存在一个最优规模点，跨过这个点以后，经济增长的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经济增长就变成了“不经济的”增长，也就是经济增长并不再带来福祉的增长，福利与经济增长便出现了脱钩。
（2）替代问题
生产函数考虑投入的生产要素与产出之间的关系，比如劳动力、资金、技术、自然资源等，并探索这些生产要素的投入与产出的数量关系。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假设就是各要素之间的相互替代性。然而事实上，各种生产要素之间并不是完全替代的关系，或者是说也存在一个阈值，在阈值之下可以部分替代，但在阈值之上是无法相互替代的。特别是，生态要素，“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很好地说明了自然 资源等生产要素不可能被完全替代的问题。今天我们探讨的福利与增长脱钩的问题也与这种替代性假设有着紧密的关系。
各种福利加总所得的福利指标，包括GDP、HDI、GPI等指标体系，也存在替代性假设问题，季曦副教授着重指出，忽视替代性和结构性所导致的福利与增长的脱钩已经成为现今发展的主要矛盾。
人类社会从农业时代过渡到现代社会的过程其实也是从一个“生态资本无限而人造资本稀缺，经济福利少而生态福利多”的状态到“人造资本丰富而生态资本稀缺，经济福利多而生态福利少”这样一个状态的过程。在发展的初级阶段，生态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化升级能够很好地改善我们的福祉，然而，这种转化的比例达到一定阈值之后，经济资本就无法替代生态资本了，而且生态资本的进一步减少将深刻影响我们的总体福祉。如果人口和经济规模超过某个特定的阈值（行星界限），就可能造成很多突发的、不可逆的生态风险，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功能也将变得极其脆弱也丧失修复的韧性。
我们已经到了一个人口和经济规模无比膨胀，膨胀到整个生态空间都几乎为人类所侵占的状态。在过去60年间，全球生态足迹——即衡量我们对自然资源消耗的量尺——增加了约190%。全球人均生态足迹为2.75全球公顷，这意味着需要1.6个地球才能提供人类每年所需。我国人均生态足迹为3.6全球公顷，这意味着如果每个人有着与中国居民一样的生态足迹，需要大概2.1个地球来支撑。环境污染、资源匮乏、气候变化等严峻生态问题已经严重削弱了经济增长带来的福利成就，经济总量的增长已经不足以替代生态资本减少所带来的福祉损失。
三、缓解福利与增长脱钩的政策
季曦副教授指出，实现稳态经济是解决福利与增长脱钩的最终途径。增长是物质的积累与转化造成的物理规模上的数量增加，而发展是规划、技术和道德进步所带来的质的提高。如果更多的增长已经不太可能提升福利水平，那么，通过教育、制度、技术和道德进步实现更好的发展却有极大可能，也是更为可取的。
但对于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和不同收入水平的人群，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也不能一刀切。季曦副教授从贫困人口和贫穷国度出发解释了福利与增长脱钩的非均质性；从收入增长速度的差异、财富占有量的差异、行业差异、资源禀赋差异等方面解释了经济增长成果共享的非包容性和经济增长成本分担的非公平性问题。她进而指出，发达国家和地区应该率先实现稳态经济，为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地区让渡发展空间。发展中国家应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实现高质量发展。具体来说，季曦副教授认为，福利提升不仅仅在于经济的持续增长，更在于社会经济的长久发展，发展要兼顾总量与结构的平衡，生产方面要坚持总量控制与资源脱钩原则；消费方面应引导幸福与物质的脱钩；同时要实现普惠和公平分配原则，实现增长成果的包容共享。
※本文文稿由创新发展研究院整理，经发言者本人审核并授权发布。